和平安宁是人类永恒的梦想和追求。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灿烂的阳光下，这个梦想被玷污。由达赖集团指使，少数不法分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这一事件再次证明，达赖集团标榜的所谓“和平非暴力”，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它使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了其真实面目。

　　达赖集团“和平非暴力”谎言无法蒙蔽世界

　　在达赖集团“和平非暴力”的华丽言词背后，大量事实告诉人们：他们的惯用伎俩是嘴上说一套，干的却是另外一套。

　　1959年，以达赖为首的少数反动上层人物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从此走上流亡生涯。叛逃国外的达赖集团从未放弃分裂祖国的图谋，从未放弃暴力活动，从未放弃恢复他们在旧西藏封建特权的妄想。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叛逃国外的达赖集团重组叛乱武装，在境外对西藏边界进行历时十多年的军事袭扰。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中央政府同意达赖派人到西藏参观访问，由詹东·丹增朗杰率领的“参观团”下了汽车便到大昭寺门口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讲，又在甘丹寺组织非法集会，公开鼓吹“西藏独立”。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达赖集团看到暴力活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唾弃，分裂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无奈之下开始调整策略、变换手法，披上了“和平非暴力”的外衣，用“中间道路”、“大藏区”、“高度自治”等变相“独立”口号替代赤裸裸的“西藏独立”。用激进暴力组织“藏青会”成员的话说，“和平非暴力”是说给西方大国听的，是做给他们看的。实际上，达赖集团一刻也没有放弃暴力活动的图谋。

　　1986年，达赖集团频繁召开所谓高层会议，动员并策划拉萨骚乱。这些会议包括“西藏青年会”第六次会议、“西藏妇女协会”第一次工作委员会会议、“西藏独立运动”工作研讨会等等，主题都是“要为争取西藏独立采取具体行动”。

　　1987年4月，达赖集团又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各种会议，筹划在西藏进行一系列骚乱、分裂活动，组织非法游行示威，制造社会动乱的行动计划。之后，“藏青会”不断派人潜入拉萨和西藏各地，密谋策划，企图里应外合制造动乱。

　　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24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宣称“西藏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达赖的这些讲话传到西藏后，9月27日拉萨就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事件。暴徒在“西藏独立”的口号下，冲击政府机关，砸毁汽车，抢劫财物，焚烧商店和公共建筑，并打伤值勤干警多人。

　　1989年，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蛊惑下，少数僧人和不法分子又在拉萨制造了严重的骚乱，他们冲击政府机关、打伤无辜群众、焚烧商店，用暴力活动破坏了西藏的和平局面。

　　而这次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再次证实达赖鼓吹的所谓“和平非暴力”，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

　　中国藏学中心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达赖集团始终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用暴力活动破坏西藏和平和正常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达赖集团暴行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

　　2008年，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但是，达赖集团却企图“绑架”北京奥运会，迫使中国政府在“西藏独立”问题上让步。他们再次撕下“和平非暴力”的伪装，蓄意制造了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这一暴力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

　　今年1月4日，达赖集团下属的“西藏青年会”等五个激进组织就通过互联网发出了“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叫嚣。同时，达赖集团还组织策划了境外藏人的“挺进西藏运动”。其主要策划者“藏青会”宣称：“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也要恢复‘西藏独立’！”2月7日，达赖“流亡政府”伪议会议长噶玛群培声称，要“利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展开各种活动，迫使中国政府在2008年或者未来两年内解决‘西藏问题’。”

　　如果说上述言行还仅仅是“口头暴力”的话，那么达赖集团“和平主义者”的面纱终于在3月10日被自己的行径撕下。

　　这一天，几名“藏独”分子闯入希腊古奥林匹克遗址，企图通过点燃火炬的方式“抗议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遭到了希腊警方的坚决处置。

　　与此相呼应，“不谋求西藏独立”的谎言也被达赖集团自己戳穿。3月10日下午3点50分，拉萨哲蚌寺300余名僧人分散下山，企图进入市区制造事端。两小时后，大昭寺广场突现僧人呼喊“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并打出“雪山狮子旗”。

　　据我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从3月10日起，达赖集团就对分裂活动进行不间断的遥控指挥和精心布置。他们通过电子邮件传递信息，散发光盘煽动更多人参与闹事，这些分裂活动终于在3月14日大规模爆发。

　　根据有关部门介绍的最新情况，在这次暴力事件中，不法分子共烧死或砍死包括藏族群众在内的无辜者18人，砸烂、烧毁车辆84辆，纵火300余处，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有240多名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受伤。

　　与此同时，川、甘、青藏区相继发生少数不法分子暴力声援拉萨事件，印度、尼泊尔的一些“藏独”激进组织也遥相呼应，针对中国使馆开展抗议活动。截至目前，我国20多个驻外使领馆受到冲击。

　　达赖集团难逃与暴力活动的干系

　　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面对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达赖集团极力洗刷与此次暴力事件的干系。但历史和现实、特别是3月14日的事件表明，达赖集团想掩盖其“和平非暴力”的谎言是徒劳的。

　　近年来的一系列事实表明，奉达赖为领袖的“藏青会”等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与境内联系，频繁向境内发布指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行动起来”。

　　1996年，达赖四次举办“时轮灌顶大法会”，不顾佛教以善为本的训诫，在法会上大肆对中央政府进行攻击，散布各种谎言，煽动民族仇恨，把“时轮灌顶大法会”搞成政治集会。

　　1997年5月，达赖在美国纽约对旅美藏人发表演讲时，鼓动他们要为实现“西藏独立”出主意、想办法，不能仅靠祈祷、喊口号。

　　同年7月29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接见“流亡政府”所辖各团体负责人及藏人代表时，再度鼓励他们在实现“西藏独立”的问题上，不要灰心丧气，不要动摇信念和决心。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拉达·阿旺丹增活佛说：“达赖利用其宗教上的地位，蛊惑和收买一些僧人，利用他们在境内制造各种事端。这种行为本身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宗教秩序，同时也彻底违背了佛教的教义。”

　　美丽而生机勃勃的雪域高原，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桑巨变和磨难，都将不可阻挡地进入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新阶段。西藏人民通过这次拉萨打砸抢烧事件更加认清了达赖集团妄图分裂祖国的真面目。无论达赖及追随者怎样用“和平”与“非暴力”的幌子遮掩自己，他们的分裂破坏活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新华社拉萨3月22日电 记者罗辉、朱海黎、尕玛多吉）

藏学学者:达赖集团是藏传佛教秩序最大危害者

　　“藏传佛教自古以来认为,生命是最可贵的。这次达赖集团煽动制造的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造成很多百姓死伤和财产损失,这是和广大藏传佛教信徒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达哇才仁博士说,“很明显,这次事件与广大藏族同胞的人心相悖,是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行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豆格才让副研究员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宗教问题研究,做过大量调查。“达赖集团和国外反华势力宣称藏族人民没有宗教自由,根本不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在调查研究中深切地体会到,西藏宗教事业的发展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党和政府历来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而对于藏传佛教,更是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多次召开全国性的藏传佛教工作会议,听取藏传佛教界的意见。”豆格才让说。

　　对于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保护,豆格才让列举出一组数字:“1979年,中央政府对西藏寺庙、灵塔祭殿等宗教场所进行维修,先后拨款7亿多元,包括拉萨三大寺、扎什布伦寺、萨迦寺、大昭寺、桑那寺、夏鲁寺和很多中小寺庙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1989年到1994年,国家拨款5500多万元和大量黄金白银,对布达拉宫进行重点维修,这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是空前的;2002年6月,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布达拉宫、罗布卡林、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这些总投资3.3亿元的工程启动……目前,西藏开放的寺院和宗教活动场所有1700多处。”

　　“不仅是宗教场所的维修和保护,西藏主要佛教经典也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和科学整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国家投资3500万元,历时16年完成了藏文《大藏经》的整理和出版。目前,西藏传统的印经业也得到了恢复和蓬勃发展,德格印经院、自治区佛协印经院以及色拉寺、拉卜楞寺、塔尔寺等寺院的印经院最为著名。印经业成为各大寺院创收的途径之一。此外,寺院学经制度在各大寺院已经得到了恢复,以色拉寺为例,目前有学经班十多个,学经僧人500多人,其中学完高级班课程的就有30多人,这让寺院的品位和声誉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政府还关心僧侣的生活,将僧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如果说有人在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我看,恰恰是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豆格才让说:“从1986年开始,给僧人授予格西学位的拉萨传昭大法会得到了恢复,深得信教群众和僧侣的欢迎,但达赖集团却利用法会进行破坏活动,制造骚乱事件,使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一年一度祈祷大法会无法进行。再比如,政府批准恢复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在藏区各地都在正常地进行,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却违背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进行阻挠,甚至把没有资格的人私自认定为活佛。因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最大危害者,正是达赖集团这些分裂主义分子。”

　　“山间路边随处可见的经幡、玛尼堆,正是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的象征。”达哇才仁说,“在藏区,无论是到寺院里念经朝圣,还是到活佛那里拜佛,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都得到了全面的尊重和保障。更重要的是,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宗教信仰的质量也得到了充分的提升。在旧社会,只有上层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宗教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满足,底层普通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更点不起酥油灯。没有物质基础,藏族同胞宗教信仰的愿望和自由就难以真正得到实现和体现。”

　　来自青海藏区玉树的达哇才仁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举例说:“青藏铁路的通车,给西藏人民带来了交通便利,也给宗教生活带来了便捷。过去,很多藏区群众到拉萨朝佛都需要半年一年,而今年,我家乡有不少亲戚,选择到拉萨过年,一边朝佛,一边过年。而高原百姓也可以非常便捷地到五台山、普陀山等内地佛教圣地朝佛。政府对藏区民生的改善,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保障,藏区人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和达哇才仁一样,豆格才让对于近期在拉萨等地发生的暴力事件感到十分愤慨:“和伟大祖国其他省区一样,西藏繁荣稳定、欣欣向荣的局面来之不易,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有组织有策划的暴力事件,为的是分裂祖国和极少数人的个人私利,而直接损害的,却是包括藏传佛教界在内的全体藏区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深信,绝大多数藏区同胞不会被他们的谎言蛊惑和蒙蔽。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的破坏活动遭到藏区乃至全国的人民一致谴责就是明证。” 来源：光明日报

　　中新网3月23日电3月中旬，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极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事件。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目前事件已基本平息，当地城乡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在甘南夏河县城主要街道，因打砸抢烧事件而关闭的商铺现在已经陆续恢复营业，人们走出家门，散步购物，老人们则在街头悠闲地打着扑克，孩子又开始了往日的嬉闹。

　　当地商户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不担心了，也正常营业了。”学校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到3月24日，停课的学校都将恢复上课。目前，当地蔬菜零售市场品种齐全，超市里各类生活用品价格稳定。

　　3月16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了极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事件，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事件发生后，当地迅速采取措施，依法处置，目前事态已基本平息。

　　这两天，在阿坝县，沿街店铺正在陆续恢复营业。在电信营业厅，工作人员在忙着给顾客办理各种业务。小超市、零售店里货品充足，不时有人来购买生活用品。县城道路畅通无阻，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阿坝县停课的中小学校也将在3月24日复课。

甘南打砸抢烧事件造成94人受伤2.3亿元损失

　　新华网甘肃夏河3月23日电　记者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了解到，3月14日以来在甘南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中，共有94名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和干部群众受伤。

　　另据统计，14日以来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给该州的玛曲、夏河、碌曲、卓尼、合作等市县共造成2.3亿元的公私财产损失。其中玛曲县损失最大，超过1亿元。

　　不法分子在打砸抢烧的同时，对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干部群众进行了人身攻击，共造成94人受伤，其中受伤公安民警64人、重伤6人，受伤武警官兵27人、重伤4人，受伤干部2人，受伤群众1人。

　　事发后，记者在夏河县城看到，沿街很多建筑物的玻璃被砸破。在这个县的阿木去乎镇，政府机关和公安分局以及卫生服务室、镇司法所的窗户均被砸碎。公安分局院内的树木都被砍倒，电视机被砸烂。玛曲县政府所在的一条街上，绝大部分店铺被砸毁，有的店铺被烧的黑糊糊的，街道上满是碎玻璃和砖块。

　　统计显示，在此次事件中，甘南州105个县市直部门受到冲击，共造成财产损失5795.55万元；27个乡镇及113个乡镇所属单位、22个村委会和14个村文化室被打砸抢烧，共造成财产损失8970.64万元；22个国有企业和442个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在打砸抢烧中损失财产7965.44万元。另外，还造成321名（户）各级干部群众个人财产损失299.6万元。

　　甘南藏族自治州代州长毛生武（藏族）痛心地说，由于甘南海拔高，位置比较偏远，建设成本比内地高出许多，这次打砸抢烧事件对甘南造成的损失巨大。

　　目前事件已经基本平息，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

　　早在渡江作战前后，毛泽东即开始考虑西藏问题。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数度议及西藏的解放。他满怀豪情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

　　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1]他所说的我们 “在全国的胜利”，就是指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祖国的一切神圣领土。李宗仁的南京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谈判，我方也曾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建议。随着人民解放军向江南、华南和西南的胜利进军，肃清大陆的国民党残余武装指日可待，解放西藏的任务便日益突出地摆在了面前。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讲话。他说：“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150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2]

　　建国后，扫清在西南地区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匪军已是当务之急。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全歼残敌的同时，也把解放西藏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0月13日，他在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里说：“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3]15日，他给老友周世钊复信，表示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便是解放台湾和西藏，恢复国民经济，其他军事行动很快就会结束。他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4]

　　但是，西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一旦处理不慎极易陷入被动的现实问题。尽管元朝时西藏就已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但有明一代，西藏与内地中央政府的联系基本上是隔绝的。康熙、乾隆时，以武力为后盾，宗教、政治又大施怀柔，终于比较好地解决了西藏问题。清朝前期和中期(道光之前)，西藏僧俗对中央政府具有较强的向心力，朝廷也对西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真正实现了统治、监督和管理。清末民初，由于外侮不断、内乱频仍，加之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西藏上层的一些分裂主义者开始与内地的中央政府离心离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20多年，蒋介石忙于消灭共产党，且施行民族压迫政策，西藏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妥当的处理。新中国建立时，西藏地方政府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怀疑的、不信任的。旧中国留给毛泽东和人民政府的，不但有千疮百孔的、残破不堪的经济烂摊子，而且有如何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一难题。

　　有鉴于此，毛泽东一方面积极做解放西藏的军事准备，一方面指示各地党政负责人，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务必耐心细致，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1月14日，他要求各地军事首长“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5]毛泽东这种大气恢弘、富有远见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不但对和平解放西藏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也对增进以后几十年中华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和睦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11月23日，毛泽东就西藏问题给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发出了指示电：“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的)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约需要3 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6]

　　1950年1月2日，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在接到彭德怀关于由西北进军西藏存在诸多困难的电报后，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解放西藏的主要任务由西南局承担，同时对入藏兵力、培养藏族干部等具体事务作了详细指示。他在给中共中央刘少奇，西北局彭德怀，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的电报里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到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

　　1.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2.迅速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3.由现在(1月上旬)至5月中旬以前共4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5月中旬开始入藏；

　　4.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5.闻西藏只有6000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上次电报里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1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6.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7]

　　毛泽东在最后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南刚刚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二

　　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迅速制定了经营西藏的详细方案。决定以第五兵团张国华的十八军为解放西藏的主力部队，立即着手政治动员和各项物质准备，并拟出进军西藏的口号若干条。1月7日，西南局将进军西藏的军事计划电告毛泽东，同时希望中央军委能提供更多的关于西藏的军事、政治情报，并协助十八军进行道路勘探和技术侦察。

　　毛泽东于当日即收到了西南局进军西藏的计划。他十分高兴，称赞刘、邓等人办事利索、有效率。1月10日，他以愉快、兴奋的心情答复并指示西南局说：“完全同意刘邓进军西藏之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4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4个整月的准备时间。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后电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3个半月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领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8]

　　中共西南局在准备解放西藏方面的工作是卓越的。他们在承担了中央交付的经营西藏的任务之后，即迅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展开了积极的双重准备：一方面确定进藏部队及其军事首长，筹划武装开进西藏所需的诸般物资，一方面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各种可能。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草拟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毛泽东逐一进行了审核和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予以同意。

　　这十项条件的具体内容为：

　　①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族来。

　　②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③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④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⑤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⑦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⑧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⑨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

　　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

　　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以上谈判十条，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为了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尊重历史、照顾现实。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1950年7月解释说：“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9]除因巩固国防的需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外，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化等所有的一切，事实上全部维持旧观。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容忍野蛮、残暴的西藏农奴制，既显示了非凡的自信(坚信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又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重申解放西藏的重要。他说：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在谈到人民解放军的复员时，他强调必须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10]

　　进军西藏之前，人民解放军在西康省藏族聚居地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政府赢得了声誉，为解决西藏问题打了一个政治上的胜仗。1950年7月21日，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刺嘛寺等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11]

　　三

　　但是，西藏代表团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殷切期望和拳拳之意，却表现了相当的冷淡和麻木。先是借口英国人不让与共产党政权接触而拒绝谈判。英国政府同意后，又提出在香港会谈。选择这样一个暖昧的地点，理所当然地被毛泽东否定。于是，他们便拖延行期，迟迟不动身，使谈判难以进行。中共西南局的十项谈判条件在西藏上层的某些人看来，竟成为共产党懦弱和不敢向西藏进军的证明。不得已，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只好决定占领昌都。

　　经过数月的紧张工作与努力，入藏先遣部队的各种物质准备业已就绪。8月10日到8月16日，西南局数度电告毛泽东关于向昌都进军的各项工作。8月18日，毛泽东复电答复并叮嘱：“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务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的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12]8月20日，西南局除回答了以上问题外，还将占领昌都的最后作战方案电呈毛泽东，请求予以批准。毛泽东仍然不太放心，他于23日回电，除同意西南局的方案外，还通报了相关的国际情况，特别是具体询问了部队的越冬给养和物资的交通运输。这一切，都显示了毛泽东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优良作风和谋定而后动的战略指导思想。

　　他在电报里说：“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3000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他们1万6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的 3000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1万3千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的3个月食粮，甘孜是否已有这么多的粮食，仍望查告。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分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13]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给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写信，催问空军为解放西藏所做的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他写道：“ 李涛同志，西南军区为进军西藏，需要30架高空运输机。请询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最近三、四个月内有希望否？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14]

　　即使如此，毛泽东仍未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8月29日，他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西藏代表团能在9月中旬赶到北京。信上说：“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请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1 5]同日，他指示外交部“去电申健(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的有关事宜) ，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9月中旬到达北京。”[16]

　　然而，西藏当局中的顽固势力置毛泽东主席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再三催促和请求于不顾，不仅不许西藏代表团赴京谈判，而且竭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为了打击西藏顽固势力，鼓舞西藏广大爱国僧俗的士气，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发动了昌都战役。1950年10月6日至24日，第二野战军第18军一部，在青海骑兵支队和第14军 1个团的配合下，于昌都地区歼灭藏军6个代本(一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团)全部和3个代本一部，共歼敌5700余人，藏军第九代本主管桑格旺堆率部起义。昌都的解放，打击了西藏上层的反动势力，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打开了进军西藏的东大门，从而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四

　　向西藏进军，既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也牵扯与周边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尽管印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影响，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总是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并经常出现某些不友好的举动。毛泽东对此是予以密切注意的。他的原则是，既要与印度友好相处，又要在国家的领土主权上毫不含糊。

　　1950年10月11日，当昌都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外交部：“应告袁大使(即袁仲贤，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9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17]10月22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印度驻华大使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记录上批道：“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18]10月26日，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谈西藏问题，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则印度政府深感遗憾，还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的照会的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的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的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望中国用和平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毛泽东看到这份谈话报告很欣慰，他批示道：“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政府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19]

　　人民解放军占领昌都后，秣马砺兵，准备向拉萨进军。千呼万唤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终于在1951年4月下旬到达北京。经过将近1个月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5月23日在北京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桑颇·登增顿珠，分别代表中央和地方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即指派全权代表与之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协议》共17条，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其收入不变。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为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本协议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出进军西藏的命令。从7月中旬起，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多路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这是一次和平的进军，也是一次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的进军。入藏主力部队第18军经多方努力，于2月初将入藏必须携带的皮衣、皮帽、帐篷、饭锅、黑矾、大蒜、牛绳、料袋等20余种物品收集齐备，但由于大雪封山、气候险恶，出发的日期再三后延。新疆独立骑兵师入藏先遣部队于1950年底进驻藏北僧可日区的札麻忙保。但该区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骤冷骤暖，人马呼吸均感困难。仅仅一个半月，该部135人即有6人病死，34人病卧在床，丧失了战斗力。至于马匹的病亡就更加严重。青海骑兵支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入藏、护送班禅，但由于给养筹措困难，迟迟不能成行。严寒、缺氧、无路、粮抹难以保证，是所有入藏部队都会遇到的四大困难。这些困难往往又是交互为恶、连环引发的。最后各部统一定于7月，即选择气温最高的时令进藏。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西藏，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了各种险阻，于10月25 日进驻拉萨。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进藏部队举行万人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51年底，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全国各地都获得了解放，各民族的大统一、大团结得到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列部)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6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54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38页。

　　[6][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52、208-20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26-227页。

　　[9][1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3、163-164页。

　　[10]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70页。

　　[13][14][15][16][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75-476、478、488 、489页。

　　[18][19]《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4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87页。

　　摘自：《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2期 来源:民族魂网站

　　多维新闻网--2008年3月19日8:27:46(京港台时间)

　　多维社记者吴伟编译报导／在藏人和支持者3月18日在全球掀起抗议中国镇压拉萨抗议事件之际，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西方媒体发表了数名刚刚离开西藏的西方游客的所见所闻。

　　英国《每日电讯报》3月18日晚发表题为《拉萨游客说 藏人攻击汉人》的文章，介绍了数名西方游客在拉萨所目睹的骚乱过程。

　　文章说，这批西方游客刚刚从已被封锁的拉萨“逃”出来，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他们说，他们在上周五(3月14日)亲眼看见愤怒的西藏僧人攻击汉人的过程。

　　来自瑞士的25岁的巴尔西格(Claude Balsiger)说，他看到了在拉萨大昭寺附近的八廓街广场(Barkhor Square)所发生的暴力事件过程。

　　“年轻人实施行动，老人们尖叫着提供支持。他们发出的声音就象狼叫一样，他们(老年藏人)就是这样向他们(年轻藏人)提供支持的，”巴尔西格回忆说。

　　“(我)所看到的好像都是汉人在遭到攻击。我看到至少七、八个汉人遭到石块和拳头的袭击，”巴尔西格说。他还看到一些老藏人从僧人手中解救一名老年汉人，据信有一名加拿大游客进行了干预，才解救了另一名汉人的生命。

　　英国《每日电讯报》说，来自加拿大的19岁游客肯伍德(John Kenwood)确信，他看到一名汉人被藏人袭击后死去。“他们把路过的骑着摩托车的人打下来，”肯伍德说，“一名男子的头部被人用路边的大石块击打了数次。”当这些袭击者离开后，他没有再动弹过。

　　肯伍德还看到数个装满石块的箱子，被提供给藏人投掷者，用以向汉人发动攻击。“我认为这好像是有计划的行动，”肯伍德说。两名游客还说，当天有谣言称一伙当天被逮捕的僧人遭到汉人杀害，这个谣言刺激了他们的情绪。

　　肯伍德回忆说，当天的暴力活动结束后，“拉萨的建筑物都升起了巨大火光，遍地都是浓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僧人参加过这样的暴力。”

　　澳大利亚新闻网3月19日发表题为《游客目睹汉人遭到残忍殴打》的长篇文章说，据刚刚从喜马拉雅山地区离开的西方游客介绍，在